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化中，名著撑起了中国文化的星空，一颗颗耀眼的星星都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。在这片星光璀璨的天空中，几千年传下来的名著就是那耀眼的恒星，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古代读书人表达自己思想的重要方法，闪耀着古代读书人的思想的光辉。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中医的形成、发展都是在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沉淀中发展起来的。
　　很多名医都是有名的读书人。“滋阴派”的一代宗师朱丹溪是著名理学家许谦的高徒，是当地有名的鸿儒，他是从40岁起才开始弃儒从医的。他曾经用药名写成了一篇药名文来书写纯洁的爱情，据说，戏曲家汤显祖就是受了此文的影响，写成了名剧《牡丹亭》：“牡丹亭边，常山红娘子；貌若天仙，巧遇牵牛郎于芍药亭畔，就牡丹花下一见钟情，托金银花牵线，白头翁为媒，路路通顺，择八月兰开日成婚，设芙蓉帐；结并蒂莲，合欢之久，成大腹皮矣，生大力子，有远志，持大戟，平木贼，诛草蔻，破刘寄奴，有十大功劳，当归期，封大将军之职。”巧用药名，128字、22味中药，写出两代人的故事，可见其功力深厚。良好的儒学功底为朱丹溪的成才奠定了基础，使他很快成为一代名医，并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，创立了传承千年的“滋阴派”。
　　清代名医傅山也是博学大儒，以至于康熙帝开设博学鸿儒科时点名让他参加。做为明朝遗老的傅山始终坚守民族气节，对于“非我族类”的清朝始终不愿出仕，躲进悬瓮山悬壶济世，治病救人了。所以，很多名医都是博学鸿儒，只是他们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出仕，而成为治病救人的良医。这应该就是范文正公所谓的 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，这是几千年来读书人共同的愿望。
　　在古代，很多读书人也是好医生，医书属于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的子部，也在大学之属，而且读书人读书一般是“来者不拒”的，不像现在分科这样精细，离开了自己的学科，也许就是文盲了。所以很多古代读书人都读医书，通晓医术，所谓“是为大儒乃大医”，他们都怀有一颗经世济人之心。沈括和苏轼的《苏沈良方》，就是宋人将苏轼所撰的《医药杂说》并入沈括的《良方》中合编而成的。沈括是自然科学家，涉足方药自不必说，一代文豪苏轼也对医药有所研究，著书立说。不只是苏东坡对医药颇有研究，与苏东坡同一时代的王安石虽然一生为坎坷的仕途而奔波，却也颇有雅兴地用药名作劝酒词。南宋的辛弃疾一生戎马崆戎，在戌边抗敌之时，与新婚妻子鸿雁传书，以药名填词互诉衷情。而明代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祝枝山更是因为妙用中药做诗谜，抱得美人归。如果没有深厚的中医药功底，他们又怎么能对中医药随手拈来，运用自如呢？
　　可见古代读书人对中医药也是颇有研究的。只是他们的才名盖过了他们的医名，后世记住了他们在经世文章上的横溢的才气，也就淡忘了他们对医学的理解。于是，他们将自己对医学的理解，甚至有可能是自己日常生活“小试牛刀”的一些“验案”都融入了他们的作品中。于是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医药知识。所以，读名著，留心名著中的医话医案，慢慢品来，竟是中医精髓之所在。